澳洲资源+中国制造=完美组合?

（本文2014年4月18日首发于财新网“无所不能”栏目）

“现在中国一打喷嚏，澳大利亚就要感冒”，原国家能源局长张国宝在几天前的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说。 在同一个论坛上，澳大利亚FMG的老板Andrew Forest也放言，澳洲的资源、中国的市场加上来自美国资本市场的资金成就了这个10年前还一名不闻的公司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的辉煌。

的确，中澳经济合作日益紧密，两国产业的强大互补性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一跃成为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中国从澳洲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产品尤其以各种矿产品为甚。这些铁、铅、镍、铝、锌矿石和矿砂源源不断地进口到中国，在中国经过冶炼、锻造和加工，作为原料生产出各种工业品——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返销到包括澳洲在内的国际市场。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美的经济组合。中国和澳洲发挥各自的贸易比较优势，澳洲资源加上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创造了两国的双赢。

尽管，在强大的中国制造面前，澳洲的制造业一个接一个的消亡。先是钢铁，然后是铝业、食品加工，现在汽车制造业以及澳洲人曾经引以为豪的‘霍顿’品牌也黯然退场。但是既然可以用价格高企的矿产资源从中国换回价廉物美的工业品，澳洲又何乐而不为呢？从中国来说，两头在外的中国产业模式造就了中国这个世界的工厂，推动了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的快速工业化。

但是，对于某些领域而言，经济的逻辑未必总是‘对’的逻辑，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比较优势也不总是等同于‘环境’或者‘能源’的比较优势。由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在能源使用效率的差异，某些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以及中国制成品的再出口有可能对全球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例如随着制造业特别是某些高能耗制造业在国际间的转移，某些产品的单位产值能耗不降反升。根据测算，生产同样产值的钢材，从原料到成品中国比澳洲的全过程能耗高20%以上，有色金属制造中国比澳洲能耗高2倍以上，肉制品将近3倍，而中国玻璃制品的全过程能耗是澳洲的5倍之多！

国家间生产同样产品单位能耗的差别，既来源于技术水准的不同，更和环境法规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密切相关。显而易见，很多跨国企业的生产转移，既是为了寻求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也是为了逃避发达国家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标准以及当地社区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抵制。

这样的产业转移衍生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出口，不仅让中国的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为西方消费者背上了碳排放和气候暖化的‘黑锅’，还把对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留在了国内。

同样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日本在资源的进出口上似乎‘聪明’得多。相比较中国，日本在澳洲进口的煤是中国的两倍，而铁矿石却只有中国的5分之一。相对于中国对澳洲每年高达 近10亿澳币（约58亿人民币）的钢铁出口，日本对澳洲几乎没有钢铁出口。

我生活的城市澳洲纽卡斯尔是世界最大的原煤出口港之一。从这里启运的煤大部分销往日本，近年来运往中国的煤也多了起来，但是还是只有日本进口量的3分之一左右。而且中国客户购买的大多是价格低廉、原本澳洲弃之不用的低級褐煤，而价格较高但高热量、低含硫的高等级煤往往被日本客户买走。

比较日本和中国对澳洲的进出口结构似乎为中国下一步国际贸易乃至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一种 思路。一方面，中国应该抵御某些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的“诱惑”。与其用污染和能耗换取产值，不如下大力气改进技术、严格环境执法，在能耗水平显著降低之前减少这类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中国每年进口煤炭仅占国内煤炭消耗的10%。如果把国内煤炭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乃至煤矿安全、生命损失这些隐性成本考虑进去，中国国内生产的煤炭未见得比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的便宜。因此中国可以相应减少国内的煤炭挖掘和生产转而用进口来填补国内的能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