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顶之下》能成为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吗？

（本文以“《穹顶之下》难以驱动政策议程”为题首发于FT中文网。该文被评选为FT中文网‘时政和公共政策’领域年度十大好文

《柴静雾霾深度调查：穹顶之下》（以下简称“‘穹’片”）甫一推出，很多评论者就把这部纪录片与《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新上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媒体座谈会上也提到，在他看完‘穹’片后，想到了《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森。

众所周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和女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以下简称“‘寂’书”）。作为一部对美国国内滥用包括DDT在内的杀虫剂所可能造成环境和健康危害的调查报告，‘寂’书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现代环保主义的奠基之作。当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把‘寂’ 书评价为“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一部纪实著作”。‘寂’书直接推动了美国环保部（EPA）的成立。很多评论家认为，该书对美国现代环保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影响，不亚于《汤姆叔叔的小屋》在美国废奴运动所起的作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寂’书的影响尤存，这也间接地反映在这次对‘穹’片的公众讨论中。

因此，对‘寂’书推出的前因后果作一个回顾，特别是检视‘寂’书引起巨大舆论反响、并促进政策改变的过程，对观察‘穹’片当下以及今后可能对中国环境运动造成的影响，或许会有一些意义。

1950年代末，卡森开始着手写作 ‘寂’书。在此之前，卡森的一系列著作，就已经为她赢得了广泛赞誉。比如，她的关于海洋生物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一书，获得了195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经过3年的研究和准备，‘寂’书首先在《纽约客》杂志以系列节选文章的方式推出，随后在1962年9月以单行本方式发行。寂’书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也受到了包括杜邦公司在内的杀虫剂制造商和农场主的强烈反弹。数家化工公司威胁对‘寂’书和出版商提起法律诉讼，并准备了大量的反驳文章。美国全国农业化学产品协会也专门拨出25,000美金用于针对‘寂’书的公关活动。这些反击又无形中增加了‘寂’书的知名度。

在科学家中，既有来自原有的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中杀虫剂小组的成员，认为自己的职业地位受到挑战，因此对‘寂’书持批评态度；也有很多知名科学家，对‘寂’书的科学性表示支持。来自反对者的主要批评包括，作者并非来自这一专业，‘寂’书的论据和论点也不够‘平衡’。

‘寂’书引起的巨大争论，迅速引起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关注。在《纽约客》杂志系列文章发出2个月后，肯尼迪就任命了一个‘总统特别科学委员会’，对‘寂’书中呈述的内容进行调查。同时，数个参、众议员也宣称准备发起独立的调查，或是提交相应的法律提案。美国的一些州也准备针对‘寂’书揭示的问题独立采取行动。

1963年4月，总统特别科学委员会的调查作出了支持‘寂’书的结论。在之后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卡森的政策建议也得到了采纳。

尽管卡森1964年死于癌症，但是‘寂’书的影响持续发酵。1970年，美国环保部成立，并且剥离了原来由美国农业部所承担的对农药的管理职能。同时，美国的环保组织从数量到人数上都快速增加。比如，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会员在1959年到1970年间增加了将近6倍。新的环保组织也不断涌现，比如1967年成立的‘环境保护基金”，1969年成立的‘地球之友’，1970年成立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等。

撇开卡森的个人因素，‘寂’书能取得巨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寂’书应运而生，契合了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的大背景。战后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社会的主流。这些中产阶级不再向父辈一样，为衣食所忧，而是更加看中生活的质量，包括他们所身处的自然环境的质量。另一方面，60年代的美国，各种社会运动方兴未艾，在社会上特别是年青人中希望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改革的文化被广为接受。在这一背景下，‘寂’书着眼于新兴中产阶级的关切，得到了社会广泛的支持。

其次，‘寂’书的快速转播，并迅速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得宜于针对不同人群的三个主要传播渠道的共同发力。‘寂’ 书首先在《纽约客》这一面对大都市精英阶层的媒体上节选刊载。之后推出的‘寂’书单行本，把深奥的科学问题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加以呈现，并提供了详细和严密的论据和参考资料。最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纪录片，把‘寂’书的影响推广到美国大众。虽然卡森之前对电视这种形式有所抵触，但是事实证明，CBS的记录片给‘寂’书带来了最大的受众群。

最后，政策的决定机制以及政治家的个人决断，对把‘寂’书的公众讨论，转化为相关政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国会的听证会制度是美国政策决定的重要机制。在对‘寂’书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中，议员独立发起提案，并邀请对‘寂’书有重大争议的各方代表，包括卡森本人，出席作证。听证会全程公开，听证会的结果成为了议员提出议案的依据。

作为一位极具洞察力的政治家，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寂’书引起舆论巨大反响之初，肯尼迪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有助于实现他的号称‘新前线’（New Frontier）的一揽子政治目标的机会。当然，肯尼迪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在‘寂’书的论据没有得到充分确认之前，他并没有表明对‘寂’书的公开支持，而是由他的政治盟友、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出面对‘寂’书赞誉有加。同时，他委任‘特别科学委员会’开展调查，既使调查具有公信力，又绕过了现有的政府机构，避免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

和这些条件相对照，‘穹’片在今天中国的传播和讨论的过程中，既有与当年‘寂’书相似的经历，也有其独特的挑战。

首先，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美国一样，都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两部作品反映的都是与新兴中产阶级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更容易形成一个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事件。当然，50年后，‘穹’片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换句话说，和‘寂’书当年的读者群有所不同，今天观看‘穹’片的很多中国受众，似乎多了一个‘移民国外’的选项。

其次，在内容的制作和信息的传播上，显然‘穹’片有当年‘寂’书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但是两者在传播中，又似乎有相似的经历。两部作品在舆论中，都遭遇到出自不同阵营的批评声。这些批评，有的来自观点的分歧，而有的则超越了讨论的事物本身。比如，在对‘寂’书的攻击中，有的基于作者的女性身份，有的则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当时一个杀虫剂生产商声称，‘寂’书是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美国经济。这些，在‘穹’片传播中，似乎都已经遭遇到，只不过这次‘共产主义阵营’，换成了‘西方敌对势力’。

在对两者的批评中，还有些是基于明显的信息误读。比如，对‘寂’书的批评中，一直就有把发展中国家疟疾的发病率和‘寂’书号召减少DDT的使用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比如 “《寂静的春天》一书所杀的人，大概比希特勒还多” 云云。在最近对‘穹’片的讨论中，一些评论也引用了这一说法，作为批评‘穹’片的依据。事实上，这一说法原本来源于一部美国虚构小说中主人公的对白。实际的情况是，‘寂’书以及卡森本人，从来没有要求全面禁止使用DDT，而只是反对DDT大面积、无区别的滥用。DDT在抗疟疾的使用上，在世界范围内也从未被禁止过。在2001年各国签订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DDT对抗疟疾的使用被列为特别允许项目。有研究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主动减少DDT的使用，只是因为蚊虫的抗药性增加而使得DDT灭蚊效力下降。在中国，直到2007年DDT才停止生产。

最后，‘穹’片最终的效果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立场和政治家的处理手法。政府会不会根据‘穹’片作出明显的政策改变，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在对‘穹’片的公众讨论中，从一开始官媒的正面评价，到一夜间相关稿件突然从国内所有主要媒体撤下，政府患得患失的态度耐人寻味。用一位官员的话说，“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事实上，这篇文章也已经太长了，就到此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