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面临的挑战及其转型

(本文节译自作者最近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会刊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OR)上发表的“A Transition Perspective for Business Schoo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China”一文，英文原文链接为doi:10.1017/mor.2020.77，中文2021年28日首发于FT中文网 ）

近年来，由于管理研究、教学与管理实践的脱节，中外商学院学院正日益面临来自社会、产业界、和业内人士的强烈批评。而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管理学术研究与中国管理实践实务的脱节“比西方更为严重，其危害也更甚”（见李 平、杨政银和陈春花2018年发表于《外国经济与管理》的“管理学术研究的‘知行合一’之道：融合德鲁克与马奇的独特之路”一文第28页）。

正因为如此，由知名华人管理学者徐淑英教授等提倡的“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 的理念及实践，不仅在国际管理学界广为传播，在中国管理学界也得到积极响应。“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致力于 “调整商业与管理研究的生态系统，为政策和实践改善提供更加可信且可行的知识”， 使“商业与管理的学术研究成为解决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类的社会挑战的核心力量”， 并鼓励“企业家积极参与管理知识的创造”，等（参见“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社群”2017年发表的《立场宣言》）。

然而，和国外商学院一样，中国商学院面临的问题来源是相互交织且超越商学院自身的。同时，中国商学院特有的环境特征，比如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种趋势的相互竞争，加剧了中国商学院所面对的转型挑战。

在这方面，近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转型研究”(transition research)可以为有关中国商学院转型的讨论提供有益的启示。尽管“转型研究”的初衷是解决能源、水、食物等“社会-技术系统”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但是在转型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很多概念、理论和分析工具，可以对理解、分析中国商学院的的系统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转型研究

转型研究认为，一个由包括技术、机制、市场、政策、网络、文化、组织和个体行为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系统”的转型是长期的、多维度和多层次的，而转型过程通常是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宏观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价值、宏观经济、基础设施等；中观层面的因素包括当前占支配地位的实践、机制和规则——这些是“转型”的主体和对象；而微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指在特定空间下发展起来、与市场主流力量相悖的创新。转型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改变和底层的创新都可能引起现有的在中观层面的结构的改变，导致系统的转型。而这些层次力量的对比会决定转型的方式和走向，比如有的转型是渐进的、温和的，原来结构中的知识和实践得以吸收到新的结构中；有的转型是剧烈的、高成本的，原有结构及其利益相关者被完全替代。

转型研究中的另一个理论——“转型管理”，是关于激发、干预转型的治理理论。“转型管理”理论认为，转型可以被主动引导和管理。这需要领跑者（frontrunners）发挥领导作用，并对转型的路径和方式保持开放的态度。转型管理进而把与转型相关的治理、干预行为分为“战略性”(strategic)、“战术性”(tactical)、“操作性”(operational) 和“反馈性”(reflexive) 四种类型。“战略性”行为包括提出问题，发展愿景和长期目标，建立网络并开拓转型空间等。“战术性”行为包括建立联盟，发展转型的议程和路径，探索转型的可能场景。“操作性”行为包括动员力量，开展转型的试验和项目，扩散成功经验。“反馈性”行为包括监控、评估转型的过程，总结经验，调整行动方向等。这四类行为相互传递，构成“转型管理”周期的闭环。

最后，转型研究特别强调政治因素对转型的影响 。这里的“政治因素”有两重含义。第一，这个领域中研究的转型通常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而需要人为的主动推动。第二，政治因素对转型中目标和结果的解释、资源的分配、联盟的形成等发挥重要作用。

影响中国商学院转型的生态系统

过去30年间，中国商学院得到长足发展。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大陆管理学者每年发表的被主要国际期刊索引（如SCI和SSCI）收入的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参见张玉利和吴刚2019年发表在《管理世界》的“新中国70年工商管理学科科学化历程回顾与展望”一文）。在教学方面，中国自1991年开展MB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到2020年已有243个MBA 培养院校，共授予MBA学位55万个，EMBA学位约6万人（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志学教授提供的数据）。长期以来，商科还是在本科教育中最热门的学科，2018年中国国内毕业的管理学学士学位超过77万人。

在宏观层面，宏观环境中的三个趋势对中国商学院的转型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首先，中国管理研究和教育的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是宏观环境的一个重要变化。第二，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特别是近年来对统一领导的加强，是另一个重要的宏观环境特征。第三，中国过去40年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入导致了中国在很多领域的观念和实践的国际接轨。同时，中国正面临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在不断调整中。

在中观层面，中国商学院受到国外商学院的主流实践的高度影响。正如徐淑英教授总结的，三个“根深蒂固和相互交叉的规则”决定当前的全球商学院主流实践：“第⼀，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发表论⽂数量⽽⾮研究的内容；第⼆，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可重复性的发现和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学者的薪酬职称主要取决于学术发表⽽⾮创造帮助企业成⻓和造福社会的知识。” (引用自徐淑英2018年12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这些规则的形成，与从1950年代末开始的、以美国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发布的两个报告为标志的商学院的“科学化”进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参见Lewin等2016年发表于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的“The critique of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New policies a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一文）。“科学化”的重点，是为了提升学科的“合法性”和在大学中的地位，通过强调“理论化”和“实证研究”而向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看齐。经过超过50年的发展，“商学”不再像医学或法律一样定位为一门实践学科，而是依据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待和指导管理学研究和教育（参见Bennis 和 O’Toole于2005年发表于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How business schools lost their way”一文）。而这一“科学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管理学研究和教育过分强调复杂的科学方法，却失去了对管理实务问题的重视。

这些同样是中国商学院，特别是高排名商学院，目前遵循的主流行为规则。同时，中国商学院也面临独特的机遇和挑战。首先，和中国其他很多行业一样，中国管理研究和教育与国际同行比较是后来者，同时具有后来者劣势（比如基础知识的积累相对薄弱）和后来者优势（比如更有可能打破惯有做法）。第二，中国商学院受到政府政策的高度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学位、学科、课程的设置，教学和科研的评估及以此为依据的经费等资源的配置，人员晋升，科研项目的批准和审核等。换而言之，政府是中国商学院除学生和企业界外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而获得政府及其所属学位管理和科研基金管理机构的认可和支持，是中国商学院获得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最后，中国商学院的主流实践还受到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种看似对立的趋势的影响。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管理学界既需要防止“缺乏自信”，也要防止“过度自信”，前者体现为对西方研究热点和范式的盲目跟从，研究和教学脱离本地实践；后者体现为过分强调本土管理的独特性，忽视管理问题的共性以及管理知识的国际交流（参见Li 和Ma于 2020年在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发表的“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needs self-confidence but not over-confidence”一文）。这些学者把这两种趋势归因于不同研究者的观念（mindset）。事实上，对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选择还受到商学院管理者和学者的不同背景、知识结构和利益的影响。

在微观层面，中国管理教育、研究实践的创新根据不同的主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中国商学院生态系统的“在位者”（incumbents）的传统商学院的创新举措，这些传统的商学院既包括数量占到中国商学院绝大多数的、体制内的商学院，也包括近年成立的中外合作或者独立商学院。比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MBA课程中引入”中国指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利用校内外资源创建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打造“商学+”课程体系提升学员的知识修养和领导力，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成立行业研究院以提升针对特定行业的研究能力，中欧商学院领导创建中国工商管理国际案例库，西交利物浦国际商学院与当地企业联合科研，等。一些商学院的院长和资深教授还通过建立“管理学在中国”系列年会、“管理50人”等平台积极讨论中国商学院转型。第二类是传统商学院与产业界的合作创新。比如，自2008年起，一些管理学者和企业家合作每年进行“中国管理模式奖“的征集评选，这一活动发展为对所谓”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推广。第三类是在现有商学院系统以外发展的管理教育和研究。近年来新的管理知识生产、传播、使用模式不断涌现，特别是由网络学习平台发展出来的面向企业家的学习社群和培训机构，正在成为传统商学院的有力竞争者。

中国商学院转型的影响因素和路径

显然，中国商学院生态系统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创新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将对商学院未来的发展和转型产生重要影响。在宏观层面，中国经济从“量”到“质”的转变，以及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将对中国商学院目前以技能型教育为主、过分强调商业价值和效率的模式提出挑战，而在管理研究和教育中对人文教育、批判性思维、社会和环境责任等方面的需求将会上升。同时，宏观环境中行政权力的加强，将对商学院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加直接的影响。一方面，某些政策将会促进商学院的转型。比如，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商学院的行为模式将会受到最近政府关于强调研究的本土性、破除科研评价中“唯论文”导向政策的影响。可以预料，未来中国管理研究的评价中，相比较于论文的数量，论文质量的重要性将大大增加；而同时，这个政策也可能导致国际合作程度的降低，中国商学院国际排名的下降，以及由于缺乏“论文质量”的客观标准，从而使评价中权力和个人关系的影响上升（参见Mallapaty于 2020年在Nature发表的“China bans cash rewards for publishing papers”一文）。另一方面，随着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涉入，中国商学院研究和教育的独立性可能将会降低。最后，中国商学院生态系统还会深受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影响。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管理研究和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可能会减缓，特别是在中国“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商学院本土化的研究和教育会获得更强的合法性和动力。

从微观层面的创新而言，传统、主流的商学院将会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由于主流商学院是现有商学院系统的建构者和主要获益者，它们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现有系统的维护和修补的水平上，这类创新很难挑战一个既有结构的基础假设和主要框架（参见Ingram 于2015年在Journal of Rural Studies发表的“Framing niche-regime linkage as adaptation: An analysis of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network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cross Europe”一文中关于“第一阶创新”和“第二阶创新”的讨论）。同样，目前由传统商学院与产业界的合作创新将会对商学院转型起到正面作用；然而这些创新目前局限于小规模发展，缺乏放大、扩散的有效机制。最后，一些非主流的、新兴的管理教育和研究模式具有挑战现有商学院的潜力。然而，这些模式还未完全通过市场的验证，同时这些新兴管理教育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还可能受到政策和法规的限制。

因此，中国商学院生态系统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创新目前发生的变化尚不足以确保中国商学院的有效转型。在这一方面，可以参考转型管理理论中关于主动干预转型的四类行为。比如，在“战略性”行为方面，目前 “负责任的商业与管理研究社群”、中国国际管理学会(IACAR)、以及国家⾃然科学基⾦委员会等专业机构已经在管理学研究和教育的问题设定、建立愿景等领域跨出重要步伐。尽管如此，未来中国商学院特别需要考虑发展符合所谓“思想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的学术愿景（参见刘擎于2021在《管理学季刊微信公众号》发表的“现代世界中的学术意义何在？”一文）。 换而言之，这样的学术愿景需要既独立于资本、又独立于权力的压力。同时，转型还需要警惕秦晖教授所称之为的、在西学东渐中的“问题误置”。比如，目前对西方商学院乃至大学运行方式的批评很大程度来源于对大学“公司化”和“管理主义”盛行的反思（参见最近在中国学界热议的《慢教授》一书）。在西方国家，对商学院更为激烈的批评是把目前管理学中普遍接受的一些提升生产效率的原则和西方殖民扩张和奴隶管理的历史联系起来（参见Banerjee 等于2020发表于 The Conversation的“Beyond name changes and pulling down statues – how to decolonise business schools”一文）。这些显然并不是目前中国商学院转型面临的核心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商学院和政府相对独立，因此对在转型中商学院和政府的关系讨论较少，而这恰恰是中国商学院转型中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战术性”行为方面，需要建立包括关键利益相关方（如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管理学教授）的推动转型的核心网络和联盟。这样的核心网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包含各方代表的平台和议事机构，而是一个致力创造“转型空间”的团体。同时，与以往通过寻求与其他学科“一致”来实现商学院的合法性的做法不同，未来商学院应该努力发挥自身学科的独特性，并通过与包括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合作解决问题，为其他学科提供独特的视角和资源，增进自身在大学体系内以及对更广泛的社会的价值。

在“操作性”行为方面，为了降低转型的阻力，和转型相关的创新可以用“加法”的形式融入已有的实践——即新的规则和原有的规则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共存。比如，在把非传统的研究成果（如面向管理实践者的文章和报告，企业咨询课题等）纳入科研评价体系的同时，原有的论文评价体系仍然可以保留。商学院作为管理学研究和教育的提供者还需要开辟与管理知识使用者新的沟通渠道。比如，在澳大利亚，近年来由数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联合发起一个名为“对话” (theconversation.com) 的网站，致力于新的知识扩散方式。这一网站以 “学术的严谨性，大众媒体的敏感性 ” (Academic rigour, journalistic flair) 为宗旨，刊登限于由学者和研究人员基于专业知识撰写的、同时与大众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文章，网站文章免费阅读，并开放评论。这种知识传播、共享的方式在澳洲及其他一些国家取得巨大成功。

在“反馈性”行为层面，现有商学院创新的经验需要总结，并在不同的、更大的环境进行验证、移植和扩散。转型研究者提出了四种转型创新扩散的方式，包括持续吸引新的加入者，对创新在其他地点复制，对不同创新的链接，以及对更广泛的制度因素加以引导等。对目前创新扩散的一个挑战，是由不同主体（传统商学院、企业界、新兴商业教育组织）进行的各类创新鲜有交集。在这方面，对各类主体都有介入的资深管理学者可以发挥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最后，转型研究对我们认识政治因素在转型中作用也提供了启示。由于不同利益方对转型的方向和转型效果的评价会有不同的解释，对转型的讨论需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防止只有一种声音对转型的主导。同时，中国的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在保持批判和维护权威中寻求平衡。一方面，由于“转型”不是自发次序的产物，需要政策、权威的主动推动，特别是在中国特有的治理环境下，与政府的密切合作是转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节。另一方面，要防止“转型”过程变为仅仅是应付上级的口号，失去了寻找、解决和中国商业管理实践相关的“真问题”的初心。在这一过程中，构建有前瞻性的管理学术共同体尤为重要，学术共同体需要与政府、企业组织沟通合作，努力减少转型的壁垒，同时还需要维护学术的基本价值。

结语

五十年前，管理学大家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商学院本身应该是组织和管理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五十年来，全球的商学院已经有了巨大发展。但是，很多人认为，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教育实践需要深刻反思。要改变商学院长期形成的复杂的、相关利益交织的生态系统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程。然而，与其它社会系统的转型（比如能源转型）比较，商学院及其生态的转型并不是最具挑战性的。在这方面，转型研究以及其他领域的转型实践也许可以为中国商学院的转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本文节译自作者最近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会刊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OR)上发表的“A Transition Perspective for Business Schoo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China”一文，英文原文链接为doi:10.1017/mor.2020.77 。中文2021年28日首发于FT中文网。感谢MOR编辑张志学和三位匿名评审人，以及徐淑英、Arie Lewin、魏江、张玉利等对本研究的有益建议。）